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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岁的赵文超,如今是湘潭石鼓镇上有名的“伞把式”。全镇大小伞作坊有10多家,但真正做油纸伞的,只有赵文超一人。
2月6日,赵文超从房间找出两把油纸伞,一把比他的年龄还要大,“100多岁了”,当年他爷爷亲手做成;另一把40多年了,爷爷的徒弟做好后赠送给了他。“这两把伞,有人出过高价买,我没卖,出再高的价我都不会卖。”赵文超说。
经由伞保留下来的,不止是桐油在岁月中变化沉淀的味道,还有祖孙、友人之间质朴淳厚的情感,赵文超深谙其中珍贵,“因为现在很难再找到了。”
“你来,听听……”爷爷舀上一勺油,让赵文超仔细听声音,“只有这个时候,油才可以了,多一秒少一秒都不行。”
赵文超说,大约十年前,他跟很多老师傅打听过,他们说,油纸伞传到石鼓镇,应该是元末明初年间。当年,江西填湖广,很多江西老表跑到这里,也带来了做伞的手艺,油纸伞由此代代相传。
在石鼓镇歇马村,赵家世代做伞,算是小康之家。赵文超是长孙,也是那一辈唯一的男丁,他很早就享受了家族油纸伞生意带来的“好处”:他儿时记忆中,有浓烈的桐油香,有爷爷“爱孙爱孙”的吆喝,还有不时塞到口袋里的炒年糕和油麻花。
做伞的画面至今还留在赵文超的脑海中,“那时候,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、姑姑阿姨,每个人都系着黑围裙、戴着袖套,集中在面积不大、视线却宽敞明亮的堂屋里做伞,很热闹。”
做油纸伞的工序有84道,步步精细。竹子从自家后山上砍来,浸油的纸是当地造纸厂专门生产的纸。伞骨溜圆,爷爷削了又比,比了又削,放在手心要来回搓到不硌肉才行;伞轱辘全凭脚踩,踩一下刻一道槽,再用手转一下,再刻下一道槽,42个槽刻完,人经常满头大汗。
赵文超说,大约做满20把伞后,爷爷会将伞送到湘乡山枣镇上的小河边,托人将伞带上船,卖到江浙一带。一把伞,一般能卖一个银元。
“那时候,油纸伞金贵到什么程度呢?比得过自己老婆。”赵文超笑着说,为了防潮,还没上油的纸伞被爷爷藏进箱子里,上面要盖上几层棉被,外人不能碰。
做伞的整套工艺和关键技术,赵文超的爷爷不肯轻易透露,“桐油是他在一间小黑屋炼制的,密不透风,外人没法偷看。”赵文超说。
不过,那时,油纸伞市场已开始走下坡路。赵文超记得,1976年,他12岁时,村里出现了第一把铁骨伞。那是一个打工的年轻人从外地带回来的。
铁骨伞越来越多,赵文超的爷爷很久都不需要做伞,曾经忙碌的身影再也看不到了。没有事情做,他常常会走到几里外的祖坟,给坟墓培土。
与此同时,石鼓镇几个主要产油纸伞的村庄,歇马铜钱坳、谢家湾、李家湾、青山桥一栋堂,都在工业文明的浪潮中奄奄一息,最终停产。
与此相反,铁骨伞工厂却在全国遍地开花。落寞中,赵文超的爷爷把做伞的整套工具一一用布包好,放进一个大木箱里。
“爷爷把手艺传给我时,情绪很复杂。因为,历史似乎走到了不需要油纸伞的年代。他看不到手艺的未来,也看不到孙子的未来。”
2002年,赵文超得知,衡阳南岳附近有人开了一家花伞厂,主要生产油纸伞和工艺伞,请的几个主要技术人员,竟然全是当年跟爷爷一起学过做伞的石鼓人。
他跟老人们说,他想在石鼓办自己的油纸伞厂,要把丢失的伞捡起来。老人们很激动,“只要你做油纸伞,我们全力支持!”
赵文超的伞厂,其实只是他自己的几间门面房,最初几年,他生产的也不是油纸伞,而是学名叫“工艺伞”的小花伞,是“油纸伞的衍生品”。
跟真正的油纸伞相比,工艺伞的制作工序简化了很多,伞柄、伞骨的长度、细致度也远远不及油纸伞,伞轱辘是塑料做的,伞面是布料的,也不需要上油。
“这些伞,说实话,我看都不看的,太糙了……”赵文超还是想做正宗的油纸伞。但是油纸伞成本大,价格稍微高一点就没人买,赚不到钱。美国和日本,偶有订单过来,一次几百把,又只有赵文超本人懂制作技术,每次他都要自己动手,桐油更要亲手熬。每次大的订单完成后,赵文超都要累得大病一场。
他把希望寄托在大儿子身上,“如果他不肯学,可能这手艺到我这就打止了。”说起来,赵文超觉得很痛心。
好在去年开始,油纸伞市场好像有些“回暖”,一些有钱人装修别墅,开始尝试用油纸伞吊顶,“好看,又有风格,比那种外国的豪华吊顶还便宜。”一些酒店也跟赵文超签了订单。
赵文超的小儿子在长沙上班,平时还在互联网上卖油纸伞,“稍微推广一下,价格上去,卖得还特别好。”与此同时,很多景区也对赵文超的油纸伞表现出了青睐。
赵文超有些“受宠若惊”,他说,人们的口味总是在变,现在好像又重新喜欢上了古老的东西,“油纸伞又变得稀奇珍贵了。”
他说,大儿子已经答应跟他学做伞,再过几年,他也会像爷爷当年对他一样,将手艺与生活的真理教给他。
“别人都在快的时候,你要慢一点;别人都追求漂亮的时候,你要追求牢固和朴实;别人都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,你要回过头去看,看看很多年前,它是怎么回事。这是爷爷教我的道理,我觉得现在也说得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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